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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,在八十年代,《眼保健操》一类的教育唱片,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。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败下风,什么马莉亚·凯瑞、杰克逊、麦当娜,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《眼保健操》打擂台的。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,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。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,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,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。老师走后,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,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。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,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,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。她们刷地羞红了脸,委屈得想哭,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,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。如果换到现在,激素过多的女孩儿保准哑着小嫩嗓,说声:“哎,做女人好难!”那会儿她们没辙啊,就自己怜惜自己说:“王小虎(或者赵小羊),真坏,欺负人家,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。”那种不经意爆发的天真真是惹人爱,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瞧得傻了眼,胸中陡地升起一股暖意,却又假装满不在乎地操练其他活计去了。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“为革命——保护视力——眼保健操开始”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,带着点煽情的意味,却和眼泪、欢笑、小撕扯、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,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。
    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“三八线”。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,大家互道“兄弟”或者“哥们儿”,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。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,非得折腾个昏天暗地方才罢休。为表示男女有别,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,画出道“楚河汉界”来,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。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,表面上懊恼你越界,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,这样方才玩得轰烈。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,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,场面貌似无聊,可那份紧张劲儿,确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。总有那么几回,一方听课入了迷,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,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。吃了亏的自然不服,扭着屁股墩儿耍赖,说不算,得重来。“什么,重来?咽下去的烂茶渣你还能给我吐出来吗?”拌嘴皮儿谁不会?“你弄疼我了,就是不算!”“不算?你可别耍赖,以为我还治不了你了!”越界的自知理亏,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改用舌头耍起花枪来了:“你别得意,我瞅到你妈昨儿买菜多拽了别人一把油菜苗子。”“你瞎说,我还瞧见你老爸穿西服从来不脱商标儿!”这一来二去,拌嘴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,吵到最后,双方都有点气结,耸着鼻翼干瞪眼儿。
    可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,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,那就是戴小红花。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,其功效等同于《白毛女》中,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。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,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,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。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,除了埋头用功,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。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,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:周末戴一朵红花儿,迎着他人的艳羡,趾高气扬地回家。可毕竟僧多肉少,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,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。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,为自己争取一下。于是就有人一天拣了三次钢蹦儿交公的,有人硬扶着老太儿过马路的,还有人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。这下可真是热闹了,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。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,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。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,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,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,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,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。
    现在,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,他们吃汉堡,听walk-man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,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,那些过去了的,只能留待上一辈人来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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